扎克伯格开启AI地狱模式：Meta内部大清洗与全员冲刺AGI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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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不起的战役：抢夺“个人超级智能”入口

扎克伯格之所以如此焦虑，甚至在全员会议上喊出“今年是短跑”的口号，核心原因在于对失去平台级入口的恐惧。在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操作系统和超级App掌控着流量分发。而在即将到来的AGI（通用人工智能）时代，能够率先打造出拥有10亿级用户的“个人智能体”，将成为新的超级入口。

假如OpenAI或Google率先达成这一目标，Meta苦心经营多年的社交网络护城河——其庞大的用户关系链和网络效应，可能会面临瓦解的风险。留给Meta的窗口期极其短暂，或许只有这一两年。

因此，Meta不得不进行急转弯。曾经被视为未来的“元宇宙”业务遭到了无情的资源削减，预算砍幅高达30%， Reality Labs的数百亿美元亏损成为了必须止损的包袱。取而代之的是对LLM（大型语言模型）和AI基础设施的疯狂投入。扎克伯格的目标非常明确：打造最强的个人超级智能，不惜一切代价。

组织大地震：MSL实验室与新旧势力的碰撞

为了加速这一进程，Meta在组织架构上进行了剧烈的动刀。最显著的举措是成立了MSL（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，超级智能实验室），并引入了Scale AI的创始人Alexandr Wang等年轻激进的AI人才。

然而，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重组并非一帆风顺。Meta内部正在经历剧烈的“排异反应”：

战略混乱：短短几个月内，AI部门经历了四次重组。许多员工甚至不知道其他团队在做什么，项目归属不清，信息流动受阻。

文化冲突：为了追赶OpenAI和Anthropic，Meta高薪挖角外部顶尖人才，这导致了新老员工在薪酬和地位上的巨大裂痕。老派高管关注社交算法的改进，而新引入的AI精英则只想做最前沿的大模型研究，双方在决策流程和资源分配上摩擦不断。

人才流失：这种动荡导致了大量人才离职，其中包括首席AI科学家Yann LeCun宣布将在年底离职，以及多位核心研究员的出走。

绩效恐怖主义：15%-20%的淘汰率

伴随着组织重组的，是Meta内部管理风格的铁血化。曾经标榜的DEI（多元、公平与包容）文化开始回撤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推崇“阳刚能量”的高压绩效文化。

为了提高效率，扎克伯格引入了极为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。管理者被要求将更多员工划入“低绩效”档位，这一比例从往年的12%-15%提升到了15%-20%。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，更是一种生存心态的重塑：

末位淘汰：数千名被标记为低绩效的员工遭到裁员，甚至有管理者为了保护现有团队，故意招聘新人来填补“必死”的低绩效名额。

恐惧驱动：员工们不再是为了追求卓越而工作，而是为了避免被解雇而内卷。短期项目盛行，长期且具有风险的创新项目无人敢碰。

价值观崩塌：许多老员工感叹，现在的Meta已经与几年前那个包容、开放的公司判若两人。

豪赌的代价与未来的不确定性

扎克伯格的这场豪赌代价高昂。预计2025年，Meta在AI基础设施上的资本支出将达到惊人的600亿至720亿美元。然而，如此巨额的投入，目前尚未换来具有统治力的产品。

虽然Llama系列模型在开源界颇受好评，但在商业化落地和C端产品的感知上，Meta依然面临巨大挑战。Google的Gemini正在快速迭代，ChatGPT的功能日益强大，Anthropic也在紧追不舍。相比之下，Meta的AI战略显得有些分散，且缺乏一个像ChatGPT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杀手级应用。

投资者的疑虑并未消散：Meta的巨额投入究竟是构建未来的基石，还是一场昂贵的实验？在这种高压的“地狱模式”下，Meta能否留住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工智能人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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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
2024年对于Meta来说是痛苦的一年，也是决定命运的一年。扎克伯格用“战时模式”强行扭转了这艘巨轮的航向，试图在AI时代抢到一张船票。

这种激进的策略或许能短期内提升效率，但长期来看，恐惧无法成为创新的燃料。Meta能否在2025年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，不仅取决于技术上的突破，更取决于它能否在“狼性”与“人性”之间找到新的平衡。对于整个科技行业而言，Meta的这场大逃杀，既是警钟，也是风向标。